美国激进加息非良策

胡 艺

美国正陷入自上世纪80年代初以来最严重的美国通货膨胀，这意味着美国普通民众正经历生活成本的激进加息快速上升。如今，非良美国应对通货膨胀左右为难，美国难有双全良策，激进加息而治理通胀带来的非良风险正在加大。

供需两端推高通胀

根据宏观经济理论，美国通胀率主要受总需求调节下的激进加息失业率缺口、供给冲击和预期通胀率三个因素影响。非良

在需求侧，美国美国激进的激进加息财政与货币政策将美国失业率从2020年4月新冠肺炎疫情暴发时14.7%的高位压低至近3个月的3.6%，明显低于美国5%左右的非良长期自然失业率。失业率低于自然失业率，美国意味着产出水平高于潜在产出水平，激进加息短期经济存在过热迹象，非良产生所谓的“需求拉动型通胀”。

自美国新冠肺炎疫情暴发至今，美两届政府的财政支出极尽扩张。特朗普政府于2020年3月和4月通过总额约2.5万亿美元的经济刺激法案和援助法案，拜登政府于2021年3月和11月分别通过总额为1.9万亿美元的疫情纾困法案与1.2万亿美元的基础设施投资和就业法案。激进的财政刺激将美国国家债务规模推至30万亿美元以上，政府负债率超130%，是国际警戒线60%的两倍多。美国2020和2021两个财年的财政赤字率分别为14.9%与16.7%，是国际警戒线3%的5倍左右。

美国的货币政策也不遑多让。早在2020年3月，美联储就打空了常规货币政策工具箱里的几乎全部弹药，将美国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下调到0%到0.25%之间，并开启新一轮的量化宽松，将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下调到0%，将央行给商业银行提供的一级信贷利率下降到0.25%。同时，美联储还重拾次贷危机时使用的货币基金借贷便利、商业票据融资便利等工具为影子银行体系提供流动性支持。无底线的美元流动性泛滥，已经超出实体经济的货币需求和资本市场的蓄洪能力，最终成为当前严重通货膨胀的最重要推手。

在供给侧，美国单边推动的对华经贸摩擦、俄乌冲突以及新冠肺炎疫情，共同推高了美国企业的供给成本，造成所谓的“成本推进型通胀”。

2018年3月开始，特朗普政府单边发起多轮对华经贸摩擦，对中国出口至美国的超5000亿美元商品加征关税。2020年1月，中美达成第一阶段经贸协议后，美方仍保留了对华2500亿美元商品25%和约1200亿美元商品7.5%的特别关税。中国长期是美国的第一大进口来源地，为美国民众提供了大量物美价廉的消费品。美国对华加征的关税主要由美国企业承担，并通过涨价的方式转嫁给了消费者。

美国对华企业的多项制裁也降低了诸多行业的生产和供应链效率，使芯片等产品的价格走高。俄乌冲突的爆发使作为全球能源、和矿产品重要供给方的俄罗斯、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的出口规模和出口效率下降，从而推高了全球大宗商品的价格。能源、农产品和矿物是各国企业生产的重要投入品，其价格的上涨推高了下游消费品的价格。新冠肺炎疫情也一度使美国各行业的开工率严重不足，各类商品的供给困难，从而也导致诸多商品价格不断走高。这些直接提高企业成本的负面供给冲击，使美国面临通货膨胀的同时还承受经济增长乏力之苦。

在预期通胀管理上，美联储和美国政府各部门从2020年4月此轮通胀开启之时，就小心“呵护”市场和民众。美联储主席和美国财政部长都曾表示，通胀是“暂时的”，以期让人们降低通胀预期，通过理性预期发挥作用，降低现实通胀率。5月美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上涨8.6%，对通胀预期的管理并不成功。官员们纷纷公开承认误判通胀，民众对美国降低通胀的信心正逐步减弱，高通胀预期的形成与自我实现会不断强化现实的通胀水平。这还会侵蚀美国治理通胀的公信力，使今后反通胀政策的效果大打折扣。

应对之策左右为难

面对严重的通货膨胀，美国政府多管齐下，从需求侧和供给侧两方面试图压低通胀率，但政策效果不尽如人意。

在需求方面，转入升息缩表通道的货币政策无疑是美国应对通胀的最有力武器。2021年11月开启降低资产购买规模的缩表程序，并于2022年3月升息25个基点开启升息程序，年内现已升息3次，共计150个基点。美联储的货币紧缩政策面临着稳定物价和经济复苏的权衡取舍，左右为难。面对超预期的通胀率，必须施以超预期的货币紧缩政策，这或许能稳定物价，但会付出产出下降、失业增加、股市大跌的代价。

2022年一季度，美国调整后的国内生产总值折合年率已出现1.5%的下降，年内美国道琼斯指数跌幅已达15%，纳斯达克指数跌幅达30%。美联储仍希望在治理通胀与坚定市场信心之间达成平衡，会继续实施有稳定预期的多次加息。但多次加息如未能如愿压低通胀，存在预期管理彻底失效的风险，最终或造成美国经济的硬着陆。

在供给方面，美国政府频繁发声，动作不断，希望通过多渠道降低企业生产成本以降低通胀水平。

一是美国总统拜登、财政部长耶伦和商务部长雷蒙多等在多个场合公开表示，倾向于放宽特朗普时期征收的部分对华关税。此举无疑是希望通过降低自中国进口商品的价格来帮助抑制美国的高通胀，可惜迟迟未见行动。可能的原因是担心共和党以此话题发难影响民主党中期选举结果。

二是拜登准备访问沙特，寻求海湾国家增加原油供给以平抑油价，降低美国国内飙升的燃料价格。但是，美国政府近年来的中东政策和与沙特的矛盾隔阂注定让拜登的沙特之行不会轻松。

三是美国不顾尚未结束的新冠肺炎疫情放开防疫措施，希望全面的复工复产能增加各类商品的供给。但是，新冠肺炎疫情未来发展仍充满不确定性，猴痘病例又不断出现，公共卫生危机对美国商品供给和通胀的影响短期内恐难彻底消除。

潜在风险须加防范

美国治理高通胀可能通过多个渠道对全球经济金融造成重大影响。

第一，美国货币政策的紧缩，可能带来一场新的经济衰退。上世纪80年代初，时任美联储主席保罗·沃尔克治理通胀而带来1982年至1983年经济危机这一幕或将重演。美国作为全球最大商品进口国的再一次经济衰退将给世界各国的出口和生产带来巨大负面冲击。

第二，美国升息导致的全球美元回流，在资本市场上会造成各国资产价格的暴跌，在外汇市场上会导致各国货币兑美元大幅贬值。这一迹象目前已经非常明显，各国如不审慎合作应对，多年积累的国民财富恐怕会付诸东流。

第三，美国会政治施压别国做出利益让渡，以缓解美国自身的通胀压力，甚至不排除在通胀问题难解之时，通过制造地缘危机甚至军事行动转移国内政治经济压力。各国更应对此提高警惕，未雨绸缪。

（作者系武汉大学美国加拿大经济研究所副教授）